王羚

新世代人口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自2014年跌破3之后，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已经下降至2.52人。

家庭规模的持续萎缩揭示出一个深刻转变：孩子，已不再是中国家庭的标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婚姻观、生育观与家庭观，正在经历根本性改变——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低婚育时代。

家庭规模持续萎缩

中国家庭户规模的下降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1990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约3.97人；2000年下降到3.44人；2010年为3.10人；2013年跌破3人；在短暂上扬后又继续下降，2020年降至2.62人；2025年则进一步下降至2.52人。

35年间，中国家庭平均规模缩小了36.5%。

值得注意的是：在跌破“三口之家”之后，中国家庭规模仍在持续下降。从2020年到2025年，短短五年再次缩小0.1。

对比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五年里，中国总人口减少了633万，家庭户却多出2000万个。差不多同样的人，被装进了更多、更小的家——独居的单身青年、空巢的老人、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妻。

数据背后，中国家庭规模持续萎缩的背景却是中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2016年开始，中国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进入全面两孩政策；2021年又放开到全面三孩。

一边是生育政策不断放开，一边是家庭规模持续萎缩，这说明，今天影响中国生育的，已经不再是“政策是否允许”，而是人们是否愿意进入婚姻、组建家庭和生育孩子。

从低生育到低婚育

2.52这个数字，不只是一项人口统计，更是一个警示：中国正在由低生育时代，迈入低婚育时代。

这两者的差别不只是一个字这么简单。低生育意味着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导致的生育意愿低下和生育数量减少；而低婚育则不仅意味着生育意愿下降，也意味着越来越多人不愿进入婚姻与家庭。

根据统计，近十年来，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出现显著下降。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约1347万对；2024年，已经下降至约610万对。与此同时，初婚年龄持续推迟，不婚、单身独居等现象不断增加。

结婚人数减少对于出生人口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值得警惕。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至今仍是典型的“婚内生育主导型社会”，非婚生子女比例不超过10%。

在许多欧美国家，婚姻与生育已经部分脱钩。约40%-60%的孩子出生于非婚同居关系之中，即使结婚率下降，生育率未必同步下降。但在中国，结婚人数下降，会直接影响出生人口。

考虑到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的重要因素，未来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趋势和家庭规模的持续萎缩，基本已成定局。

生育文化如何被重塑

中国多家人口研究机构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年轻人婚育意愿的下降，早已超出经济层面，根源在于观念、文化与家庭认知的整体性变迁。

尤其是对多达两亿左右的独生子女群体来说，从小习惯于没有兄弟姐妹、较小的家庭结构，一个孩子甚至没有孩子，都变得相对更容易被接受。尽管生育政策已经改变，文化惯性仍在发挥持续影响。计划生育时代”只生一个好“的标语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内化为不少人的生育观和家庭观。甚至在年轻群体中，不婚不育成为一种可以被公开谈论并被考虑的选择。

近年来，一些针对大学生婚育观的调查也呈现出类似趋势。比如2024年中科院心理所对大学生群体所做的婚育观调查显示，59.4%大学生认为“有没有孩子不重要”，51.8%认为“婚姻不重要”。

“结婚生子”从过去几乎是默认的人生路径正在变成多选题中的一个选项。孩子也越来越不再是家庭的标配。

在今天这样一个低婚育时代，中国如何重建生育文化，已经成为值得各方思考的话题。

所谓“生育文化重建”，并不是简单号召人们多生孩子。它首先需要重新回答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一个人也可以生活，为什么还需要婚姻？

许多人曾在原生家庭中受伤，为什么还要重新建立家庭？

如果年轻人普遍感到生活疲惫、未来不确定，生育又如何重新成为一种值得期待的选择？

这些问题，不是统计数据能够直接回答的。

但真正的“生育友好社会”，也许正是要从这些问题开始：

让婚姻不再只是责任和消耗，而能成为彼此扶持的关系；让家庭不再只是压力和牺牲，而能成为生命成长的空间；让孩子不再只是成本、负担和竞争项目，而重新被看见为有独特价值的生命；让愿意生育的人不再进退两难，也让选择不生育的人同样被尊重。。

因此，重建生育文化，既需要住房、教育、托育、就业、女性权益等制度支持，也需要一种更深层的观念更新。生育不能再仅仅依靠外部压力和经济激励来维系，而是要从精神层面、生命意义层面重新理解婚姻、家庭与生育。

对这个问题如何回应，不仅会反映在未来的人口数据上，也将塑造这个社会未来的样子。